臣到来，这是天子要起用我。”于是整治行装，随使臣前往公车府，上书汉宣帝说：“我先前有幸位列九卿，担任京兆尹，被指控杀死属员絮舜。絮舜本是我平时厚待的官吏，曾几次加恩宽恕他的过失。他认为我受人弹劾，当会免官，所以我派他去查办事情，他竟然回家睡大觉，说我只能再当五天京兆尹，实在是忘恩负义，伤风败俗。我因他态度恶劣，便借法令以泄私愤，将他诛杀。我残杀无辜，判案故意不公，即使伏法，也死而无恨！”汉宣帝召见张敞，任命他为冀州刺史。张敞到任后，盗贼敛迹不敢再出。
皇太子刘性格温柔仁厚，喜欢儒家经术，看到汉宣帝任用的官员大多为精通法令的人，依靠刑法控制臣下，曾在陪侍汉宣帝进餐的时候，从容进言说：“陛下过于依赖刑法，应重用儒生。”汉宣帝生气地说：“我大汉自有大汉的制度，本来就是‘王道’与‘霸道’兼用，怎能像周朝那样，纯用所谓‘礼义教化’呢！况且俗儒不识时务，喜欢肯定古人古事，否定今人今事，使人分不清何为‘名’，何为‘实’，不知所守，怎能委以重任！”于是叹息道：“败坏我家基业的人将是太子！”
臣司马光曰：“王道”与“霸道”，并无实质的不同。过去，夏、商、周三代昌盛时，无论是制礼作乐，还是发动战争，都由天子决定，则称之为“王道”。天子微弱，不能控制诸侯时，诸侯中有能率领盟国共同征讨叛逆以尊奉王室的，则称之为“霸道”。无论行“王道”还是“霸道”，都以仁义为根据，任用贤能，奖赏善美，惩罚邪恶，禁绝凶残，诛除暴乱。二者只不过于名位上有尊卑之分，德泽上有深浅之别，功业上有大小之差，政令上有广狭之异罢了，并非像黑白、甘苦那样截然相反。汉朝之所以不能恢复夏、商、周三代那样的盛世，是因为君王没有去做，并不是古代圣王之道不能再行于后世。在儒者中，有君子，也有小人。像汉宣帝所说的那种“俗儒”，当然不能同他们治理天下，但难道就不能访求“真儒”而任用吗！像后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都是大儒，假如汉朝能得到他们而予以重用，汉朝的功业岂能只像现在这样！汉宣帝说太子懦弱不能自立，不懂得治国的方法，必然将败坏刘氏基业，这是可以的；可是说“王道”不可实行，儒者不可任用，岂不是太过分了！不能以此来训示子孙，留给后人效法。
淮阳王刘钦喜欢研究法律，聪明通达，很有才干。其母张特别受汉宣帝宠爱。因此，汉宣帝疏远太子刘，疼爱淮阳王刘钦，曾几次赞叹刘钦说：“真是我的儿子！”曾有意要立刘钦为太子，但因刘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