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2004年,《羊城晚报》连载了《文强亲历录》——从那儿我才了解文老充满传奇的一生。
  在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人比文老的身世更显赫,遭遇更传奇了。
  文强老人是文天祥23代传人,是黄埔四期的学生,他与周恩来同班,与林彪同一宿舍,是戴笠的钦定接班人,是国民党中将……这些都不算奇,更奇的是,他居然还是毛泽东的表弟。可就是这位主席的表弟,竟没有跟着共产常不说,居然也没有一丁点沾上主席的光,在共产党特赦的战犯中,他居然是最后一批。
获大赦之后,文强任中央文史专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
  文老自1984年任黄埔副会长以来,在这个岗位工作了18年,这是他一生做得最长,倾注感情、心血最多的一个职务。在他就任期间,以他80多岁的高龄跑遍了全中国所有省、市黄埔同学会,还出访美国会见了许多黄埔将领(有不少人专程从台湾去探望他),他为国家统一,为继承发扬黄埔精神做了大量的工作。
而我就是因为从事“黄埔”工作而认识他的。
  海南是全国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最晚的一个省市,我作为黄埔第二代被选任为副秘书长并参加了海南黄埔同学会的筹建、成立工作。
  之后我作为海南黄埔的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黄埔第二届理事扩大会,就在那儿我认识了文老。同时还认识了一大批黄埔的高层将领:候镜如、杜聿明、李默然、程潜、郑庭芨……
我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大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耄耋老者,他们那硝烟弥漫的过去已成为历史,而历史已经尘封。
  我站他们厚重的历史门槛外,本是决然难以交叉的两代人,但短短的几天,一种超越血缘和世俗的感情  却在我们之间迅速生长,那么是什么让我们彼此认知和感动呢?
  深深打动我的是这些老人们对国家、民族的那种深入骨髓的情感、责任, 是那穿越了血与火、超脱了荣辱、生死的反思和理发。
  而他们为什么对我那么好?
  后来文老告诉我,那是因为我对黄埔的那种深厚的感情和立场。他说让他们特别注意到我的不光是因为全国的黄埔同学会负责人中仅有我一个是第二代女性,而且更因为我在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当主持人宣布下边发言人是“海南黄埔军校同学会的邢秘书长”时,我急了。我万分恳切、十分动情地说:“请不要叫我秘书长,我是你们的女儿,黄埔给我的养份太多了,太长久了,它贯穿在我的血脉里,先是我的父亲,现在又有了你们,我现在的使命就是要为你们服务,所以请你们叫我——增仪……”
  在北京开会期间,文老俨然像我的长辈,他不仅带我拜会了在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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