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严祖。方是之时，政则周公，祭则成王，亦安在乎必严其父哉！夫真宗则周之武王，仁宗则周之成王，虽有配天之业，而无配天之祭，未闻成、康以严父之故，废文王之祭而移之。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祭，则严父也；以周公之心摄成王之祭，则严祖也。严祖、严父，其义一也。当始配之代，适符严父之说，章、安二帝亦弗之变，最为近古而合乎礼。唐中宗时，则以高宗配；在玄宗时，则以睿宗配；在永泰时，则以肃宗配。礼官杜鸿渐、王泾辈，不能推明经训，务合古初，反雷同其论以惑时主，延及于今，牢不可破。当真宗嗣位之初，倘有建是论者，则配天之祭，当在乎太宗矣。愿诏有司博议，使配天之祭不胶于严父，而严父之道不专乎配天。”于是又诏台谏及讲读官与两制、礼院再详定以闻。
御史中丞王畴以为珪等议遗真宗不得配，公辅议遗宣祖、真宗、仁宗俱不得配，于礼意未安，乃献议曰：“在《易》：‘先王作乐崇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然则祖、考配帝，从来远矣。请依王珪等议，奉仁宗皇帝配享明堂，以符《大易》配考之说、《孝经》严父之礼；奉迁真宗配孟夏雩祀，以放唐贞观、显庆故事；太宗皇帝依旧配正月上辛祈谷、孟冬祭神州地祗，馀依本朝故事。如此，则列圣并侑，对越昊穹，厚泽流光，垂裕万祀。必如公辅之议，则陷四圣为失礼，导陛下为不孝，违经戾古，莫此为甚。”
知谏院司马光、吕诲议曰：“孝子之心，孰不尊其父！圣人制礼以为之极，不敢逾也。孔子以周公有圣人之德，成太平之业，制礼作乐，而文王适其父，故引之以证圣人之德莫大于孝，答曾子之问而已，非谓凡有天下者皆当以其父配天，然后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上帝，此乃误释《孝经》之意而违先王之礼。景祐中，以太祖为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为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则祀真宗于明堂以配上帝，亦未失古礼，仁宗虽丰功美德洽于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议者乃欲舍真宗而以仁宗配，恐于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黜祖而进父也。必若此行之，不独违礼典，恐亦非仁宗之意。臣等窃谓宜遵旧礼，以真宗配五帝于明堂为便。”
观文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孙抃等奏：“谨按《易》称‘先王作乐崇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盖祖、考并可配天，符于《孝经》之说，可谓必严其父也。祖、考皆可配郊与明堂而不同位，不可谓严父、严祖其义一也。虽周家不闻废文配而移于武，废武配而移于成，然《易》之配考，《孝经》之严父，历代循守，固亦不为无说。仁宗继体保成，致天下于大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