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朝廷所以封立、前人所以付与之意。
司马光奏复差役法，既得旨，知开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两县差一千馀人充役，亟诣东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乎！”议者谓京但希望风旨，苟欲媚光，非其实也。
癸酉，以监察御史王岩叟为左司谏。
右司谏苏辙始供职，上言：“帝王之治，必先正风俗。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于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邪正盛衰之源，未必不始于此。昔真宗奖用正人，孙奭、戚纶、田锡、王禹偁之徒，既以谏诤显名，忠良之士，相继而起。及耄期厌事，丁谓乘间将窃国命，而风俗已成，无与同恶，谋未及发，旋即流放。仁宗仁厚，是非之论，一付台谏。孔道辅、范仲淹、欧阳修、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时执政大臣岂皆尽贤，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随即屏去。故虽人主宽厚，而朝廷之间无大过失。及先帝嗣位，执政大臣变易祖宗法度，惟有吕诲、范镇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台谏有以一言及者，皆纷然逐去，由是风俗大败。臣愿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渐，始于台谏，修其官则听其言，言有不当，随事行遣。使风俗一定，忠言日至，则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
甲戌，御迩英阁，侍读韩维言：“陛下仁孝发于天性，每行见昆虫蝼蚁，辄违而过之，且敕左右勿践履，此亦仁术也。愿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则天下幸甚。”
丙子，司马光言：“复行差役之初，州县不能不少有烦扰，伏望朝廷执之，坚如金石，虽小小利害未周，不妨徐为改更，勿以人言轻坏利民良法。”章惇取光所奏，凡疏略未尽者，枚举而驳奏之，又尝与同列争曰：“保甲、保马一日不罢，则有一日之害。如役法者，熙宁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复以差代雇，当详议熟讲，庶几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将益甚矣。”吕公著言：“光所建明，大意已善，其间不无疏略。惇言出于不平之气，专欲求胜，不顾朝廷大体。乞选差近臣三四人，专切详定奏闻。”
庚辰，夏国遣使来贡。
辛巳，宝文阁待制、刑部侍郎蹇周辅，坐变湖南盐法，抑勒骚扰，落职，知和州。
苏轼言于司马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敛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吏胥缘以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轼曰：“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是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