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濮王于仁宗为史，于皇帝宜称皇伯而不名，如楚王、泾王故事。”时议者或欲称皇伯考，天章阁待制吕公著曰：“真宗以太祖为皇伯考，非可加于濮王也。”
中书又奏：“按《仪礼》：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及按令文与《五服年月敕》，并云‘为人后者为其所后父母斩衰三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齐衰期。’即出继之子于所继、所生父母皆称父母。又，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今王珪等议称皇伯，于典礼未见明据。请下尚书省，集三省、御史台官议。”诏从之。
执政意朝士必有迎合者，而台谏皆是王珪等，议论汹汹，未及上。太后闻之，辛亥，内出手书切责韩琦等，以不当议称皇考。而琦等奏：“太后以珪等议称皇伯为无稽，且欲缓其事，须太后意解。”甲寅，降诏罢尚书省集议，令有司博求典故，务合礼经以闻。
翰林学士范镇，时判太常寺，即率礼官上言：“汉宣帝于昭帝为孙，光武于平帝为祖，则其父容可以称皇考，然议者犹或非之，谓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统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则其失非特汉宣、光武之比矣。凡称帝若皇若皇考，立寝庙，论昭穆，皆非是。”因具列《仪礼》及《汉书》论议、魏明帝诏为五篇，奏之。执政得奏，怒，召镇责曰：“诏书云当令检详，奈何遽列上邪？”镇曰：“有司得诏书，不敢稽留，即以闻，乃其职也，奈何更以为罪乎！”
于是台官自中丞贾黯以下各有奏，乞早从王珪等议。侍御史知杂事吕诲言：“朝廷既知议论不一，当辨正是非，参合众意，明所适从，岂可事未有定，遽罢集议，还付所司！诏命反复，非所适从，岂可事未有定，遽罢集议，还付所司！诏命反复，非所以示至公于天下也。汉宣、光武皆称父为皇考者，二帝上承本宗，皆非旁继，与今事体略不相类。据王珪等议，濮安懿王于仁宗皇帝，其属为兄，于皇帝合称皇伯而不名，于礼得矣。及引元佐、元俨称皇兄、皇叔之类，皆本朝典礼，安得谓之无据！窃原敕意，直欲加濮安懿王为皇考，与仁庙同称，此事非出清衷，必佞臣建白，苟悦圣情。二三辅臣不能为陛下开陈正论，又将启其间隙，违背礼义，惑乱人情，忘先帝之眷荷，陷陛下于非正，得为忠乎？伏望陛下别降诏旨，以王珪等议为定，取前后所献不一之论，尽降出外，辨正是非，明其有罪，置之于法，可以涣释群疑，杜绝邪论。”诲前后三奏，皆留中不行。
司马光言：“政府言‘《仪礼》、令文、《五服年月敕》，皆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即出继之子于所生皆称父母。’臣按礼法，必须指事立文，使人晓解。今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