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者为何要与文化为敌

    张居正有句名言:“创始之事似难实易,振蛊之道似易而实难。”(《京师重建贡院记》)
    非亲身参与除弊兴利者,很难有这样的沉重之慨。
    朱老皇帝打天下、坐天下,前朝权贵已经一扫而空。他的左右也无非贩夫走卒、乡间塾师之类,本无特权可以维护。新制度的建立,无伤他们一根毫毛,所以几乎没有阻力。
    然而张居正的改革,却屡次触犯了权贵的利益。这些人,必然要以“多事”而肆意阻挠。
    在张居正执政期间,帝国的国家机构试图站在“中间立场”,平衡权贵阶级与贫民之间的利益冲突。
    这样的角色不好扮演。
    另外,张居正也并不是个完人,他也有私利、也有执政失误,也有倒行逆施。这些,都必然会授人以柄。
    因此,在他执政期间并不都是颂歌盈耳,反倒是常有“浮言四起”,平地里陡起一场又一场政坛风波。
    张居正在改革中的唯一“逆行”,在这里应当特别说说,那就是文化专制。
    本书在前面说过,张居正崇尚实学,对嘉隆以来的空谈学风颇有不满,认为“比来士习人情,渐落晚宋窠臼”(《答少司马杨二由》)。加之当时有些生员包揽诉讼,挟制官府,欺凌百姓,俨然成为“学霸”。为此,张居正曾制定了18条规章,严厉整顿学政。
    打击学霸,制止生员干政,自然是没有话说。但规定中有一条,是“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
    这一条煞是厉害。
    万历七年正月,有诏下,令毁天下书院。当年,共毁天下书院64处。
    这当然是钳制言路,引起了许多士人不满,而且直接激发出一桩何心隐事件。
    这个事件的主角何心隐,原名梁汝元,字夫山,江西永丰(明代属吉安州)人。后更名为何心隐。他以诸生的身份,放言时政,品评学术,其思想富于乌托邦色彩。在家乡倡建“聚和堂”,以族长身份打理本族事务,延请塾师教育本族子弟。全族的婚丧赋役,一律互助,并且想把这种“大同”模式推向全国。他认为这才符合《大学》里的先齐家、后治国原理。
    他蔑视君臣、父子、夫妇等所谓万世伦理,认为它们都不如朋友这一伦。
    他还非常热衷于政治。据说嘉靖年间蓝道行智逐严嵩,就是听从了他的密计,人谓“以计去宰相”。后来的宰辅均对他有所忌惮——这是个翻天覆地手啊。
    张居正禁讲学后,何心隐撰长文《原学原讲》予以驳斥,并且还拟伏阕告状,要与张首辅辩论一番。
    禁学令下,他视若无物,仍在湖北孝感聚众讲学。他还倡导建立独特的公社式团体,名之曰“会”,提倡在会中“老者相与以安,朋友行与以信,少者相与以怀”。因为搞这一套,他难免被一些人目为“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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