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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来似乎非常明显的问题，为什么中央决策者会轻率否定“梁陈方案”呢，我觉得前提是决策机制问题，很严肃的学术问题，采用简单的行政手段拍板，听不进专家的分析。具体说，第一对自己民族的珍贵文化妄自菲薄；第二至少有潜在比较浓的帝王意识，皇帝老儿可以在这里“坐天下”，我为什么不可以“坐”；第三，对世界政治、经济、特别是城市发展的孤陋寡闻。而苏联专家的无知和妄自尊大恰恰迎合了中央决策者的心理。
应该感谢陈渝庆，在陈占祥晚年通过交谈、搜集整理，为后人抢救下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在《多少往事烟雨中》一书里面，对这段历史的一些细节有很生动真实的介绍。毛泽东曾说，“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梁思成与北京市领导争的面红耳赤时，梁先生理直气壮地说，“在政治上你比我先进五十年；在建筑上，我比你先进五十年！”我想，梁、陈先生当时一定会深切地感受到什么叫“秀才遇见兵”，糟糕的是这两位“洋秀才”遇到的“兵”，不仅是苏联“洋兵”，更强大的是刚刚进城的掌权者。陈占祥曾说，“无知可以原谅，无知而有权不仅不能原谅，而且危险可怕。”
我是1957年进校读建筑学的，这段发生在1950~1951年的争议，当时早已尘埃落定。《建筑学报》是我们每期必读的，在学报上见到过陈占祥的名字，而且知道他和另一位支持“梁陈方案”的建筑大师华揽洪被打成右派。而真正更多地知道陈先生的事情还是近年，特别是2010年4月见到陈占祥先生的女儿陈愉庆，并读过她赠送的《多少往事烟雨中》之后。我觉得陈占祥值得人们尊重，并不是因为在建国之初这个回合较量中的失败，而是他那么年轻在国际上就取得如此之高的学术成就，以及为中华文明古都的保护和发展作出的努力。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陈占祥先生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西洋书的书生，抗日时期在遥远的异邦，也不忘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积极奉献自己的力量。
陈占祥先生考取伦敦大学是1936年，启程去英国是1938年8月。这中间，经历了卢沟桥事变，目睹了上海“8·13”淞沪抗战，陈占祥和许多爱国青年一样，热血沸腾，恨不能立即杀上抗日疆场。是家人反复劝说，他才他去了英国。抵达英国，开学不久，陈占祥就应邀为英国听众做了一场关于“中国抗战”的演说。他以自己亲眼所见，向异国听众描述日本侵略者如何灭绝人性地肆虐屠杀中国人民，描述“8·13”中国将士如何浴血奋战；还讲述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壕里，中英唇亡齿寒的道理；他“恳求每一个英国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