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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来关心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帮助我们的抗日战争。”陈占祥英语娴熟，讲演充满激情，受到英国听众热烈欢迎。令人惊奇的是，抗日时期，陈占祥有6年在英国，应各民间团体和基金会等的邀请，向英国朋友介绍我国抗战的意义和英勇事迹，为英国听众讲演竟然多达500多场。其中部分素材选自刚出版的《西行漫记》（斯诺著）。从《多少往事烟雨中》读到陈愉庆这段叙述，我很感动，6年时间，500多场，相当每年近100场，平均4天一场。他不是职业政治鼓动家，而是一位求知若渴的留学生，学业那么优秀，还挤那么多精力和时间为祖国的抗日战争奔走呼号，这样的热血爱国青年多么难能可贵！左、中、右，是对一个人政治态度的划分界定。这样一个人，在民族存生死亡关头表现出来的政治态度，怎么能是“右派分子”？如果我不是亲历了那个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是无法理解的。
陈占祥先生对祖国的挚爱，不仅在年轻时代，而是贯穿了整整一生。他33岁以前在学术上取得了那么大成就，在攻读博士关键时刻，1946年得到国内邀请，请他回国编制北平都市计划，他毅然中断学业回国，幻想把自己学到的知识贡献给北京的保护和建设。遗憾的是，国民党政府已没有这个能力给他机会，新中国政府也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最终，他和梁思成先生的宏伟蓝图夭折了！中国数百年积淀下来的建筑文化遗产破坏了，同时陈占祥先生如日中天的事业和个人前途也被腰斩了。他没有颓废，没有落漠，他苦苦挣扎着，等待着。可以设想如果没有22年的冤案，才气横溢，热情饱满的陈占祥先生会为中国的城市建设，为世界现代文明作出多少贡献。
终于有一天，陈占祥重返城市规划舞台，担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这时他已经年过花甲。他努力工作着，用他的学识、经验指导城市规划工作，为的是中国的城市规划少走弯路，尽快赶上国际现代水平，作出了杰出贡献。特别让人感动的是，陈占祥先生名声再起，参加了许多国际会议，应邀在美国多所学校讲学。难得的夕阳红啊，子女们也已在美国定居，他完全可以在国外颐享晚年和著书立说，但是他还是毅然踏上回国的路。这是1990年，这时的陈占祥先生已年届74岁。
在建设部的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大厅，摆放着詹天佑、梁思成、杨廷宝和陈占祥四位大家的雕像，这叫做实至名归。
陈占祥有一段话，“别看梁先生要穿钢背心，但先生患灰质骨髓炎的脊梁，比健康人的脊梁还坚韧挺拔。”
这就是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杰出代表的风骨！
2010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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