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回了乡，文革后期她嫁给了一个和她小学同过学的忠诚可靠的当地青年，她的姐姐回了苏州去投奔母亲在老家的亲戚。
再不久，庆的母亲上吊自尽了。
没人理解庆的母亲，都认为她神经不正常，说多么困难都过了，干嘛顺当时还顶不住？。但柯完全理解，她知道对于庆的母亲来说，失去希望，陷入污棹的生活早成了负担，女儿长大了，成家了，她在这世上的负荷也就该彻底解除了。
柯又去看望庆，那个天真烂漫的庆不见了，眼前是个坚毅，现实的女人。她对柯说：“看来我只有在这山沟当一辈子农民的命，我认了！大不了和我妈一样，不，不如我妈，我妈至少还见过外面的世界。”
这话说得柯鼻子发酸，但也就放了心，知道庆不会活不下去了。
庆也有过改变命运的机会，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时庆还没有结婚，柯把她从乡里带到地区去，又给她介绍了一位英气勃勃，奋发有为的青年。但庆在和那青年彻夜长谈之后便断然拒绝了他，事后庆流着泪对柯说：他愈是好，我愈是不敢高攀，那样我每天都会战战兢兢，我还是回去吧，嫁个般配的男人，心里才踏实，我已经不属于外面的世界了。”
又过了好多年，柯又去乡下找庆，她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丈夫开拖拉机搞运输，她替人缝衣服，家里鸡、猪、鸭满栏满圈，日子过得倒也殷殷实实。
那天庆砍一大捆柴背回来，全然是一个地道的爽朗的干练的农妇。庆煮腊肉，杀鸡，推豆花招待柯。柯端起第一杯酒，不知为什么却对庆那憨厚老实的丈夫说出这样一句话来：“谢谢您这么多年来替我们照顾庆，让她生活得比我们想像的好。”
庆的丈夫一楞，庆立即捂住脸，泪水从指缝里汩汩淌下来。……
临别时庆说：“这辈子你们也不用牵挂我，我只有两个心愿了，第一是要把孩子培养成人，第二只想和在台湾的父亲见上一面。”
柯的父亲当时任政协副主席，柯要父亲帮帮庆，于是柯的父亲登报，发消息，托人打听，但始终没有庆父亲的音讯。
柯最后一次见到庆也已是十年前，就是柯父亲出殡的那一天。那天几乎全城的老百姓都来送葬了，花圈都排了一里多长。吹吹打打的送殡队伍正缓缓通过城区时，庆头发蓬乱，气喘吁吁急奔而来。她一把抱住柯便痛哭失声。她说她是在山上割麦子时听到消息的，人家对她说：“今天是柯父亲出殡下葬的日子，你怎么不去？”
她一听就傻了，丢下镰刀，什么都不顾就往城里跑。她边哭边对柯说：“你怎么了不告诉我一声，我不赶来添把土……一辈子不得心安呵。”
庆在柯父亲坟前哭得死去活来，柯知道庆哭的是两个父亲。
庆在柯家整整陪了她三天才回去。
又有十年不见庆了，她很想知道她的儿女怎样了？更想知道她到底有没有找到她父亲？
时间不早大家告辞，都说明天下午和柯一起上山去作祭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