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的碰撞与困惑
读陈寅恪
这里说的困惑，是从一本《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著）引起的。这本只有30万字的书在我的床头放了足有半年，第一遍没有看明白，断断续续又看了一遍，看明白了还是想不明白。
最初知道陈寅恪这个名字，是许多年前在有关王国维的介绍中看到的。1927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逝世一周年忌日，清华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梁思成设计，陈寅恪撰写碑文。当时梁先生是从美国学成归国刚崭露头角的建筑大师，王国维是一代国学大师，我猜想这位陈先生也绝不是等闲之辈。直到读了这本书才对陈先生有了一点了解。陈先生精通十余国文字，以史学驰名海内外，精于唐诗，对于佛学等均有很深的研究。由于我自身的知识结构不同，陈先生的著作基本没有读过。不过，这并不影响学习他的治学精神和人品。
这本书中有几件事值得在这里复述一下。
第一件事，1948年，国民党在对大陆的统治行将崩溃之前，干了三个抢运——“抢运黄金”、“抢运文物”、“抢运学人”。在“抢运学人”中，陈寅恪是与著名学者胡适同乘一架飞机从北平飞往南京的。胡适先生很快就在南京政府挂职，而陈寅恪在上海稍事停留后到广州的岭南大学任教。在这前后，国民党官方几位要员动员陈寅恪去台湾，直接出面的有国民党“战时内阁”教育部长、财政部长、台湾大学校长等，而陈寅恪坚持不走。通观陈先生一生，这个例子并不能牵强附会地说明他憎恨国民党反动统治或者是热爱共产党的新中国，而恰恰表现出他孤傲清高远离政治的态度。他一生只想专心治学，治学的原则是超政治，纯学术，根深蒂固的意识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从他以后种种表现可以说，他的这种原则和意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第二件事是，1953年中央决定成立三个历史研究所，指导思想理所当然是“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的研究中国的历史”(郭沫若语)。上面派了陈先生的学生汪篯，怀揣中国科学院正副院长郭沫若和李四光二位先生的信，专程南下广州邀请先生北上就职中古史研究所长。而陈寅恪提出的条件则是：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这里的毛公和刘公当然指的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任何熟知中国当代历史的人读到这里，都会感到惊讶，都会为之捏一把汗。1949年以后，政治空气之浓，绝对容不得这么直截了当地与主流政治公然唱反调。换了一般人，引起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反复咀嚼这段话，“宗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