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抗战中蒋介石的国民党没有问题。至少“攘外必先安内”、一枪不放地放弃东北、皖南事变的发生等历史事实,他们是脱不掉干系的。闻一多由不问政治转向抨击国民党政府时政,如果说这是“左转”,转的有什么不对吗?其实,与其讨论这批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还不如讨论在日寇侵华期间蒋介石有没有过错更直截了当。
    第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专制腐败,发动内战,镇压民主运动是事实。腐败到什么程度,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在此之前,国难当头之时,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在重庆的“狮子吼”,剑指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绝不是空穴来风;在此之后,蒋经国上海“打老虎”败兴而归就是最有力的注解。专制到什么程度,不用走远,闻一多遇害前半年,1945年12月1日发生的昆明惨案,就是一例。1946年7月11日李公仆被害,不管是军统、警察,还是地方势力所为,毕竟是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罢,面对这一系列血的事实,任何有良知的人“看法”不会“模糊”吧?
    第三,争取民主自由,是“5·4”知识分子光荣传统,也是社会前进动力。不能因为1949年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存在践踏民主自由,甚至导演了“文革”悲剧,就认为当时倾向共产党向“左转”是“过于轻率”。书中有这样一段分析,“闻一多为理想奋斗的激情和勇气恰好和某一政治团体的目的相合,而那个政治团体对于现实政治的是非非常清楚的,他们有自己预设的政治理想,为了实现这些理想他们也就最欢迎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但他们不知道闻一多是反对一切独裁和专制的,并不是只反对这个专制而不反对那个专制。”这段文字所指十分明确,我们不从政治层面进行分析,仅从逻辑上说也是混乱的。难道因为十年后中国出现了“那个政治集团”的专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错了吗?显然这种看法反映出一种偏见。
    正由于四十年代时政太糟糕,像闻一多这样的学者实在忍无可忍,才走下小楼书斋,以诗人的激情投身到政治潮流中,大声疾呼,并为此付出生命。
    我们回顾一下闻一多被害前前后后的完整过程,1945年12月1日发生昆明惨案,死4人伤60人;1946年7月11日李公仆被害,更激起闻一多无比义愤;7月15日闻一多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回家途中遭暗杀;7月17日吴晗著《哭一多》,7月20日朱自清著《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悼闻一多先生》;同年梁漱冥代表民盟赴昆明调查李、闻被害事件,并再一次向反动派特务公开宣战,大声疾呼“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就在这里等待着!”
    这场斗争是很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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