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腰斩的世界级城市规划大师
读陈占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规模内战基本结束。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内忧外患，人心思定。新政权为国家和民族展现了前所未有的美好前景，以巨大魅力凝聚了海内外许多志士仁人，他们聚集到新的政治中心，充满希望地投身新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
新中国定都北京，政治中心北京的城市建设即将开始。陈占祥先生就是在这时，经梁思成向北京市市长聂荣臻推荐，来到北京，出任北京建设局企划处长的。他雄心勃勃，准备为千年古都的建设一展宏图。接下来很快就发生了关于北京规划的争议，梁、陈二位先生联手打造的方案《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与苏联专家组提出的方案《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问题的报告》，发生了根本冲突。冲突的焦点主要在于新的中央行政中心放在哪里，梁、陈的意见是最大限度保留老北京城原有格局和风貌，在复兴门外的西郊另辟新城，建设中央人民政府行政区；苏联专家意见则是以天安门为中心建设行政中心，必然要大幅度破坏古城建筑，并带来无穷后患。实质上核心问题还是如何对待老北京丰富的建筑文化遗产。在这里，我们把问题限定在学术范围，应该说苏联专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足够认识，对千年古都的文化价值没有充分的估计，而且对二战后世界城市发展趋势了解不够充分。而梁、陈二位是满含对中国建筑遗产的深情展开思路的，而且足够地借鉴了西方当代城市发展的经验教训。
千年古都的命运，北京市长远发展的方向，掌握在新政权主宰者手中。梁思成和陈占祥二位先生为了保护珍贵的文化遗产，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和积极的抗争，但他们失败了。这段尽人皆知的历史，我在《北京老地图引起的联想》等短文里不只一次谈到，都没有从学术层面上更多地展开。在这里，也不想就技术谈技术，主要是想围绕陈占祥先生进行一些分析。
陈占祥先生，是我国早期系统地学习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并具有实践经验的专家。到北京这一年，他只有33岁，在国际城市规划界已经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陈先生1938年进入英国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学习，获得硕士学位后，1944年进入伦敦大学攻读博士，作为导师阿伯康培爵士的助手，陈占祥完成了英国南部三个城市的区域规划。由于成绩突出，他被吸收为英国皇家城市规划学会的会员，华人享有这样殊荣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说明，他与梁先生方案的出发点，不仅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爱，而且在学术上也是站在世界城市规划前沿的。那么，
